作为山西省知名的港股上市城商行，晋商银行曾被视为区域金融改革的标杆。然而，2025年开年以来，这家银行却深陷业绩下滑、股东集中减持、资产质量恶化，分红创新低的多重困境。

 

此外，上市后晋商银行股价就一直下跌。而于此同时，晋商银行2024年年报显示，晋商银行女董事长郝强和行长张云飞却仍分别拿千万巨额高薪。

 

 

 

2024年，晋商银行交出了一份堪称“灾难级”的成绩单：净利润同比跌12.37%，创下近五年新低；大股东清仓式减持套现超3亿港元，此外新加坡资管公司接盘后不到两月即“割肉”抛售；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该行近一年内连收多张监管罚单，累计罚款超200万元，暴露出贷后管理失控、虚增存款等系统性风险。

 

在经营颓势全面暴露的同时，晋商银行高管薪酬体系却呈现魔幻现实主义图景。

 

晋商银行2024年年报披露，董事长郝强与行长张云飞税前年薪分别达957万元、935万元，叠加企业年金、补充医疗等法定福利后，二人全年综合薪酬包均突破1000万元大关。

 

 

 

这一薪酬水平不仅远超A股上市城商行同职级高管平均水平，更与其掌舵机构面临的生存危机形成刺眼反差。

 

当晋商银行在业绩承压、股东逃离、资产质量恶化的泥潭中挣扎时，董事会审议通过超500万元年度绩效奖金分配方案的决策逻辑引发强烈质疑。在金融机构普遍推进"薪酬递延支付、风险抵补追索"的监管导向下，在降本增效成为行业共识的特殊时期，这种将高管个人利益置于机构长远发展之上的薪酬分配机制，究竟折射出怎样的公司治理逻辑？

 

 

 

去年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

 

晋商银行的业绩“失速”始于2024年。年报显示，该行全年营业收入57.91亿元，同比降0.2%，归母净利润17.55亿元，同比减少2.48亿元，同比大幅下滑12.37%。

 

 

 

这是其上市五年来首次出现营收与净利润“双降”，核心拖累来自净息差的持续收窄——2024年净息差同比下滑10%至1.2%，利息净收入减少1.1%至41.89亿元，占总营收的72%。

 

 

 

更深层的危机在于盈利能力的结构性恶化。例如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同比下滑10.8%。

 

分红政策的“吝啬”进一步打击市场信心。2024年，晋商银行现金分红4.67亿元，仅占净利润的26.61%，较2023年减少1.17亿元，分红比例创下五年新低。

 

据同花顺财经的数据显示，2020年至2024年，晋商银行现金分红比例分别为37.27%、34.64%、31.76%、29.15%、26.61%。这一决策被市场解读为“资本储备不足”的信号。

 

股东密集减持套现超3亿港元，基石股东清仓

 

2025年开年，晋商银行遭遇股东“用脚投票”的暴击。

 

2月25日至27日，山西沁新能源集团、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等两大基石投资者合计清仓2.04亿股H股，套现约2.88亿港元。

 

值得注意的是，沁新能源作为2019年IPO时的战略投资者，此次减持价格仅为1.41港元/股，较其5年前的认购成本（约2.44港元/股）腰斩。

 

 

 

更耐人寻味的是，新接盘的新加坡资管公司SINGAPORE ANKATU PTE. LTD.在持股不足两个月后，于4月3日抛售4756万股，持股比例从10.54%降至5.56%。

 

这一系列操作被市场人士解读为“短期套利”，折射出投资者对该行长期价值的悲观预期。

 

截至2024年末，晋商银行前十大股东中已有三家退出，内资股前五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降至44.41%，股权分散化趋势加剧。

 

分析人士指出，股东减持潮的背后，是对该行“高风险资产占比攀升、资本充足率下滑”的担忧——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从2023年的11.14%降至10.18%，逼近监管警戒线。

 

 

 

尽管不良贷款率微降0.01个百分点至1.77%，但晋商银行的资产质量实则“暗流涌动”。

 

更危险的是，问题贷款的结构呈现“制造业独大”特征：制造业不良贷款余额11.28亿元，同比增长3倍，占全部不良贷款的40.5%，不良率高达2.83%。

 

 

 

监管风暴：罚单频现与内控体系失灵

 

2024年，晋商银行因信贷违规问题成为监管“常客”。仅12月，该行就因贷前调查不尽职、贷款资金回流、虚增存款等问题连收三张罚单，合计罚款130万元。全年累计收到11张罚单，涉及违规发放贷款、同业业务不合规等14项违法事实，罚款总额超200万元。

 

典型案例包括：太原晋阳支行向失信被执行人发放贷款，大同分行通过“贴现资金转存保证金”虚增存款规模，朔州分行因公章管理缺陷被终身禁业。这些问题暴露出该行内控体系的系统性漏洞——贷后管理效能低下，风险监测滞后，甚至出现“同一分支机构一年内多次被罚”的尴尬局面。

 

监管部门的措辞也从“责令整改”升级为“风险提示”。2024年12月，山西监管局在现场检查中指出，晋商银行存在“信贷资产分类不准确”“非信贷资产风险分类不审慎”等问题，并要求其“限期完成整改”。

 

市场人士担忧，若整改不力，该行可能面临更严厉的监管措施，如限制业务扩张或下调评级。

 

晋商银行的困境，是区域银行在经济转型期的缩影。面对净息差收窄、资产质量恶化、资本补充困难等多重挑战，该行虽提出“数字化转型”“普惠金融”等战略，但执行效果尚未显现。

 

女董事长郝强和行长张云飞却仍领千万年薪

 

在经营颓势全面暴露的同时，晋商银行高管薪酬体系却呈现魔幻现实主义图景。

 

 

 

晋商银行2024年年报披露，董事长郝强与行长张云飞税前年薪分别达957万元、935万元，叠加企业年金、补充医疗等法定福利后，二人全年综合薪酬包均突破1100万元大关。这一薪酬水平不仅远超A股上市城商行同职级高管平均水平，更与其掌舵机构面临的生存危机形成刺眼反差。

 

当晋商银行在业绩承压、股东逃离、资产质量恶化的泥潭中挣扎时，董事会审议通过超500万元年度绩效奖金分配方案的决策逻辑引发强烈质疑。

 

在金融机构普遍推进"薪酬递延支付、风险抵补追索"的监管导向下，在降本增效成为行业共识的特殊时期，这种将高管个人利益置于机构长远发展之上的薪酬分配机制，究竟折射出怎样的公司治理逻辑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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